张嘉蹈教授看上去是一个瘦瘦弱弱的白面书生，一口俄语说得比汉语似还流利，很少有人知道中山股票配资，他当年竟然还骑着战马拿着枪，跟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面对面地战斗。
张嘉蹈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母给“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哈尔滨的俄国贵族当佣人，洋东家为他们全家提供食宿。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用俄语进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环境中，俄语底子很深厚。“九·一八”事变后，十七岁的张嘉蹈放弃高中学业，和几个朋友瞒着家里投奔了一支民间抗日义勇军。
不久，这支义勇军集体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张嘉蹈成为一名抗联战士。
1934年，张嘉蹈所在的部队遭遇日本关东军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张嘉蹈侥幸带伤突围，偷偷来到了哈尔滨父母处。
当时，哈尔滨已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对抗日人士查缉甚严，不但父母担惊受怕，连俄国贵族老东家也吓得不轻。
好在洋东家非常仗义，动用社会关系将张嘉蹈送到了上海，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在教会中学教书的职业，一边教俄语，一边上大学。
从此，他跟抗日、革命和中共的关系结束，过着安逸的白领生活。
1949年上海解放后，组建了一所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高校——上海市俄语高等专科学校，师资面向社会招聘。
张嘉蹈看到后，前往应聘。面试时，他那口俄语说得比考官还好，立马录取，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三年后晋级为教授。
张嘉蹈跟瓦洛嘉的相识很偶然，两个月前的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他去附近的虹口公园散步。
在鲁迅墓前，看到一个外国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地在凭吊，嘴里喃喃低语，听上去说的是俄语。
张嘉蹈一看，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便在那人献上鲜花后上前，直接用俄语跟对方攀谈起来。
这才知道，对方名叫瓦洛嘉，是苏联援华专家。张嘉蹈一听，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那个时代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真挚敬意，见对方并无急着要离开的意思，于是开口邀请俩人一起去公园大门外的那家咖啡馆坐坐。
自此，两人交上了朋友，张嘉蹈在告诉对方自己家里的电话后，见对方并未吐露自己的电话号码，以为是保密规定的原因，也就没有开口索取。
接下来，老套路很快出现，瓦洛嘉跟张嘉蹈第二次见面时，热情主动地表示:
愿意介绍张嘉蹈去苏联讲学，还可以帮助他联系在苏联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两件事都是梦寐以求，如果能够实现，不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还披上了一件政治防弹衣，什么运动你都可以逃过，什么历史问题（只要不是直接欠下过血债）都没人来追究。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到了“文革”，那反倒是受迫害的大罪状。张嘉蹈对瓦洛嘉自报的身份深信不疑，也就相信对方的那份热心和真诚。
而后，两个月里，瓦洛嘉以“借钱”和“办理相关手续费用”为由，分两次向张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
那么，大三女生袁秋亚又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呢？
这跟张嘉蹈也有关系，俩人相识半个月后，张嘉蹈请瓦洛嘉来家做客。
瓦洛嘉抵达张家不一会儿，正好袁秋亚和另一女生结伴前来向张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说，于是就向两人作了介绍。
瓦洛嘉当时就用俄语跟袁秋亚两人聊了片刻，基本上都是袁秋亚在跟他交流，另一女生的俄语口语能力比较弱，性格又内向，平时用汉语跟别人交流都不大擅长，这时面对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苏联专家”，不低着头已经算是胆大，哪里还敢说话？
当时，张嘉蹈离开过一会儿，估计瓦洛嘉向袁秋亚要了联系方式，而袁秋亚家装有电话，随口就把电话号码告诉对方。
之后，张嘉蹈就听袁秋亚说:
她跟瓦洛嘉经常通电话，俄语口语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朱养学、汪明化两人没想到，这次来到外国语学院，竟然发现了瓦洛嘉的另一段诈骗情节，两人议了议，一时不知往下如何做才合适，于是决定打电话请示。
调查组长谷鑫基接到电话后，尽管感到非常意外，但语气里却透着明显的兴奋，毕竟一下子就查摸到了线索，至于往下如何进行，他稍稍一想有了主意：
关照张教授对此严格保密，如果瓦洛嘉再去他家或者联系，请其即刻通知调查组。
朱养学、汪明化回到福州路市公安局的时候，调查组已经变成了专案组。
原来，组长谷鑫基接到他们的电话之后，当即向领导汇报，局领导下令：
对瓦洛嘉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调查组原班人马转为专案组，谷鑫基仍任组长。
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大家认为:
从瓦洛嘉的犯罪思路和轨迹来看，肯定已经对袁秋亚实施了诈骗犯罪。
现在的主要工作已经不是调查瓦洛嘉的情况，而是应当将其抓捕归案。
怎样将瓦洛嘉抓捕归案？在座的五位都是搞侦缉工作的行家里手，众人议下来，很快达成一致意见：
暂时不向女生袁秋亚了解情况，并不是将其放在一边，而是对其进行严密监视，通过监视她的行踪，查摸到瓦洛嘉的下落。
考虑到性别问题，谷鑫基向领导提出要求：
调一名精干女刑警来充实专案组。
很快，二十三岁的女刑警马艳田就来专案组报到，随即被指派化装监视袁秋亚。
侦查员张宝山、纪海群两人弄了一辆两轮摩托车、四块牌照（不时调换，以免被目标发觉），轮流配合她实施监视。
专案组其余三名成员，朱养学、汪明化则轮流前往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房，在那里监听外面打给袁秋亚的电话，组长谷鑫基则坐镇市局专案组驻地。
马艳田一连监视了三天，袁秋亚没有离开学校一步，瓦洛嘉也没有给袁秋亚打电话，只有她的母亲打过一次，嘱咐女儿天气冷了注意添加衣服。
第四天下午，学校没有课，袁秋亚在学校吃过午饭后离校回家。这样一来，三个负责监视她的侦查员肩头上的分量明显加重。
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监听袁秋亚家的电话，不像在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房那样容易，除非去电话局监听或者在袁秋亚家的电话线上接出一根飞线。
专案组认为:
还不至于非要采取这一步手段，所以没有实施。
下午两点多，在袁秋亚家对面楼上执行监视任务的马艳田发现袁秋亚出门，立刻下楼跟踪。
与此同时，侦查员张宝山也驾着摩托跟了上去。事后知道，当时袁秋亚接到了瓦洛嘉的电话，前往静安寺那边的一幢花园洋房跟他见面。
袁秋亚家住在黄浦区河南中路，到瓦洛嘉指定的地方需乘坐20路或者27路电车抵达。
马艳田尾随着她上了20路电车，张宝山的摩托车则跟着电车行驶，至终点站后，袁秋亚下了车，步行了五六分钟，进了一幢被一堵砖墙隔开的独立花园洋房的后门。
当时，跟踪她的两个侦查员发现，袁秋亚从容地用钥匙打开了院门，入内后又把院门锁上。
这是谁的房产？是袁秋亚家的吗？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档案里没有记载。
袁秋亚家是富裕人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个问题需要侦查员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马艳田悄然走到张宝山旁边，轻声询问应该怎么办？
张宝山稍一思索说:
你在这边盯着，我去一趟派出所问问情况。
他骑着摩托车去了静安寺派出所了解得知:
这处房产属于一个姓段的资本家，上海解放初期，驻军因公征用了该房产的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留给房主使用，以市价按月支付租金。
1955年，部队退租该处房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段姓资本家并未拆掉当时部队在花园里所砌的围墙。
原部队租用的部分，先是租给一家公司，公司搬走后，房主的弟弟一家搬了进来。
房主一家的户口不在该处，而是在长宁区，段本人有时会来后院住几天，有外地亲友来沪，也在这里小住几日，需要按照规定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
张宝山问：
那处房产——我指的是后院，有电话机吗？
户籍警肯定地回答：
有的！
说着，找出那处房产的空白户籍卡，上面果然有一个电话号码，因此知道了那个资本家叫段高飞，住长宁区天山路某号，家里也有电话。
张宝山记下了这两个电话号码，脑子里已经有了主意，他去所长办公室，借用那里的电话机给组长谷鑫基打了个电话。
张宝山向谷鑫基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该处房产跟袁秋亚没有关系，而她竟然持有钥匙从容自在地出入，这里面有问题。
他怀疑，这里是瓦洛嘉的栖身地，请示袁秋亚离开后，是否需要对该处房产进行监视。
谷鑫基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已经在考虑应对办法，张宝山汇报完后，他说:
何必再另外安排力量监视，现在就弄个清楚不更好吗？我让朱养学处理，你回到那边和小马继续监视。
谷鑫基随即给还在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房的侦查员朱养学下达了一条指令：
立刻叫上学校保卫科同志，一起到张嘉蹈教授那里，找一位女同志给我现在报给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拨打电话，说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最后说是打错了结束通话。
注意，要让张教授也能听见对方说话，请他分辨一下接听电话的人是不是瓦洛嘉。
不管是与不是，立刻给我回话。
朱养学照此办理，很快电告谷鑫基：
张教授肯定那个接听电话的人就是瓦洛嘉，不过，他竟然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谷鑫基说:
不管他说什么话，我都要拿下他。你对保卫科同志说，找一个跟袁秋亚同班的女生，我马上派车去外国语学院，把你们一起接出来，执行下面的任务。
随后，市局派出一辆吉普车把朱养学和袁秋亚班上的团支书，送至静安寺那幢花园洋房附近，谷鑫基早已来到，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外两名侦查员汪明化和纪海群，三人怀里鼓鼓囊囊，显然掖着手枪。
朱养学兴奋地问：
“要下手抓这家伙？”
谷鑫基点点头，接着跟那个一脸紧张地看着他们的女生轻声交待了几句，让那个女生去叫门，佯称学校有急事，让学生回校。
这个办法是否管用，谷鑫基没有把握，但比户籍警出面“查户口”大概要好一点儿。
团支书来到后院门口，扯开嗓门奋力叫喊了数遍，里面没有任何声响。谷鑫基在旁边隐蔽处看着，知道此计泡汤，于是采取第二方案：
强行突入！
侦查员越墙而入，撞开里面洋房的大门，底层没人，于是上到二楼。二楼卧室里，床上一片凌乱，袁秋亚正慌乱地往身上套衣服，却没见瓦洛嘉的影子。
侦查员正要发问，下面院子里传来了那个没有上来的女生的叫声：
“逃了！逃了！抓住他！抓坏人啊——”
待到侦查员下楼时，院子里已经没了瓦洛嘉的影子。
原来，狡猾的瓦洛嘉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飞快地穿上了衣服。侦查员撞开洋房大门一拥而入搜查底楼各个屋子时，他攀着后面的水管子下到了地面。
瓦洛嘉见院门关着，担心外面有人把守，直接冲到那堵把花园一分为二的围墙前，正要攀越，那个女生勇敢地冲了上来，却被他推倒。
在女生的叫喊声中，瓦洛嘉攀墙而过，从前院奔逃而去。等到一干侦查员冲到马路上时，早已不见踪影！
行动失利，专案组全体侦查员好不沮丧。定下神来，稍一商议，决定向袁秋亚和房主段高飞了解情况，从中捕捉蛛丝马迹。
那个年代，要说婚外性关系（当时称为“肉体关系”），别说当事人是袁秋亚这样的未婚女大学生，就是几嫁几离的半老徐娘，也是一桩无地自容的丑事。
可以想象，当场给堵在床上的袁秋亚，此刻是一副什么样子。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颜面扫地，还有可能被学校开除，被街道作为坏分子看待，甚至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些绝对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无数先例。
侦查员在现场对袁秋亚这朵带雨梨花说:
请她跟他们走一趟！
袁秋亚一听，忽然放下蒙住脸孔的双手，直奔阳台。幸亏及时跟进的女侦查员马艳田动作麻利，这才制止了她想往楼下跳的企图。
一干人去了福州路市局专案组驻地，经过一番教育劝说，袁秋亚总算停止哭泣，愿意回答。
于是，专案组很快弄清了袁秋亚跟瓦洛嘉的交往情况：
袁秋亚在张嘉蹈教授家里跟瓦洛嘉相识后，果真如张教授所料，把自己宿舍楼和家庭电话全都告诉了对方，很希望跟这位英俊的“苏联专家”交往。
三天后，瓦洛嘉给她打电话相约见面。第一次去了淮海路“天鹅阁”吃西餐。第二次，瓦洛嘉就把她带到了静安寺的这所洋房。
然后，瓦洛嘉把配好的洋房钥匙给了她，让其以后过来时，自己开门径直入内。今天，是袁秋亚第四次来到这里。
除此以外，俩人也有经济交往，瓦洛嘉答应给她联系赴苏留学，她“借”给对方八百元人民币，赠送了继父一块八成新的“英纳格”手表。
根据安排，专案组的另一路侦查员找到了静安寺洋房的户主、资本家段高飞进行调查。
段高飞不知道洋房出事，大门还被撞坏，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一见警察登门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儿害怕。待到听说那边的情况后，大吃一惊，连声说道：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接着，段高飞开腔陈述，他的上当受骗经历，跟林午昊、张嘉蹈和袁秋亚有所不同。
段高飞可能是当时上海滩资本家中唯一的频繁上访户，他是段家的长子，其父是一个经营中药材批发的商人，还开着两家中药店铺、一家中药成药厂，家境之富可以想象。
他的爷爷是老一辈宁波人来上海滩经商者中有点儿成就的一位，临终前给其子即段高飞的父亲留下了一笔遗产。
从法律上来说，老爷子的这笔遗产属于“有条件继承”，其条件是：
只要家境尚可，该款项就不能动，留着购置不动产，以后由长孙段高飞继承。
这样一来，这笔款项一放就是二十年，在段高飞的父亲决定退休而把其产业交给段高飞经营的时候，才在静安寺那里买下了那幢花园洋房。
1945年，段高飞的老爸去世前，请来律师作证，按照老爷子的遗嘱，把这套房产，过户到了段高飞的名下。
父亲去世后，段高飞携母亲及全家大小七口搬进了这套花园洋房。三年后，其弟段高冲结婚，也住在这里。
1949年上海解放，段高飞担心人民政府对有钱人家无偿征收，于是带着妻子儿女搬迁到其在长宁区的那套房子里，这边的花园洋房留给老妈、弟弟一家居住。
不久，老妈因病去世。其时，解放军驻沪部队找到段高飞，欲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征用该房产的一部分。
而段高飞这时正好也想把房子租一部分出去，马上一口答应。就这样，部队把花园洋房的三分之二隔出来租了下来，三分之一留给房主，段高飞弟弟一家仍住在那里。
那几年，段家似乎有点儿不顺，房子刚租出去，弟弟段高冲的肺结核控制不住，急送沪上著名的肺病专科医院“叶家花园”（即后来的上海肺科医院），住院一月后，医治无效死亡。
老弟殁后，段高飞的妻子提出：
弟弟在曹家渡那里有祖传房产，是否请弟妇一家搬过去，把这套房产让出来，我们租出去？
应当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如果段高飞当时接受，后来也就不需要一趟趟上访。可惜的是，段高飞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他信奉“长子如父”，父亲作古，自己这个长子应当代行父亲的职责，善待弟妹。弟弟刚刚去世，哪能让弟妇、侄子侄女就搬家？
就这样，这件事一直耽搁下来。后来部队搬离，段高飞又把那三分之二房产出租给了一家公司，每月收取不菲的租金。
弟妇一家还是无偿地居住在那三分之一房产里，已经转到弟妇名下曹家渡的那套房产也租了出去，由弟妇收取租金。
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直到1955年春天，情况才发生了变化。那年四月，那家租借原部队征用房产的公司搬离，段高飞收回房子。
过了大约一个月，沈阳市政府准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看中了位于静安寺交通便利地段的段高飞的那套房子，商洽租借事宜。租金好说，可以高些，但有一个条件：
租下全部房产。
段高飞想想也可以，于是去跟弟妇商量，让他们一家搬回曹家渡那里去住，到洋房那里一看，暗吃一惊：
原住在后院的弟妇一家，竟然已经搬到了前院！
于是就问弟妇是怎么回事。弟妇很客气，还是一口一个“大哥”，但说出的话却差点儿让段高飞吐血：
房产属于我那已作古的丈夫段高冲，我有权决定住哪里，有法律规定。现在是新社会，我们都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大哥您说是不是？
弟妇是医生，医术一般，但有时闲来写写文章，偶见报章，当时也算不易。文人做事讲道理，她不光是嘴上说说，还拿出了新办理的房产证给“大哥”过目。
段高飞见弟妇有房产证，那股火气反倒降了下来，觉得肯定是房产部门听了弟妇的一面之词，也可能还托了熟人办理下来。
段高飞相信政府，坚信只要去向房产部门说清楚情由，出示他手里保留着的1945年购买该房产的契约，就可以纠正过来。
段高飞来到房产部门，怪事出现：
工作人员告诉段高飞，经查，那套房产当时是你父亲留给了你弟弟段高冲，现在核发新证，就写了段高冲的遗孀的姓名，有法律依据。
段高飞听着有点糊涂，他说
房产明明是祖父关照父亲留给我的，怎么变成留给我弟弟的了呢？
房产工作人员问:
你说是父亲留给你的，请问有什么证据？
段高飞说
留了就留了，还需要什么证据？我是长子，这是规矩。再说，我弟妇、妹妹她们当时都知道！
我弟妇说房产留给她丈夫，又有什么证据呢？
房产工作人员说:
当然有证据，否则我们凭什么核发新证给她！
接着，对方出示了证据，是弟妇供职的那家公立医院出具的一纸证明。
当时，凡是公立单位就被视为公家，医院给弟妇作证，差不多就是公证处给她作证，房产部门就给办理了。
段高飞的上访就此开始，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数十次上访，信函更是发了不计其数，跑了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区房产局、市房产局、市人大、市政协、市工商联还有各大报社，但是都没用。
大约两个月前，段高飞又一次上访市人委，从信访接待室出来后，在门口前的台阶上整理材料时，遇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被段高飞视为救星，名叫瓦洛嘉，身份是“苏联专家”。
优配网入口这位“专家”绝顶聪明，在跟林午昊、张嘉蹈、袁秋亚接触时，估计到那三位肯定能够说说外语，直接用外语开腔。
而眼前这个猎物，虽然西装革履（当时穿得起西装的都是富裕阶层），但从气质看，显然不是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资本家，于是直接用汉语跟段高飞说话。
事后，段高飞跟他交上了朋友，曾不无好奇地询问过：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的？
瓦洛嘉的回答，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二战前，我在苏联，大学攻读的就是汉语。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奉命以商人身份到中国待过三年多，名义上是做机械产品买卖，实际上是收集经济情报，所以能说汉语。
当时，瓦洛嘉站在段高飞身边，看着他整理好材料放进公文包里，直截了当，开口说道：
“怎么？事情弄得很不顺吧？”
段高飞发现跟他说话的竟是一个外国人，自然有点儿谨慎，盯着对方看了片刻，缓缓问道：
“这位先生是……”
瓦洛嘉自我介绍是苏联援华专家组的专家。段高飞一听，顿时生出一种亲切感，脑子里飞快地冒出了一个念头：
也许，我的情况此人能够帮助解决！
于是，他热情地邀请对方去附近找个地方坐坐。段高飞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念头，有其思想基础：
这么长时间上访下来，他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根源是没有哪位大首长过问。
他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占理，问题是没有人愿意替他说话，他的身份是资本家，尽管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交出了所有企业，参加了公私合营，但还是拿着定息。
所以，当他跟被视为有“公家”支持的弟妇发生纠纷时，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因为对他公正，那就是对“公家”（出具证明的医院）不公正，谁肯干这种傻事？
如果这件事能够被某位大首长知晓，一切以事实、道理为准，只要在他的上访材料上批几个字，或者对秘书说两句话，底下还敢不认真办？
只要认真办，事情就会纠正过来。所以，段高飞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过自己的材料被送到了哪位大首长面前，立马作出批示纠正。
当然，这不过是做做梦空想想而已，他根本没有把上访材料递送到大首长面前的渠道。而眼前出现的这位“苏联专家”，或许有可能帮他做成这件事。
现在，段高飞见瓦洛嘉接受自己的邀请，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从面前驶过，立刻挥手叫停，请瓦洛嘉上车，来到南京路“梅龙镇”，请这位“苏联专家”品尝一下中国的淮扬菜。
一顿老酒喝下来，俩人已经谈得很热络，瓦洛嘉听了段高飞的遭遇，十分同情，不等开口相求，主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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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有机会”？瓦洛嘉向段高飞解释道：
中国方面每年会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专家组，届时会有一些首长出席，他作为与会的苏联专家，有跟中国首长直接接触、说话、赠送礼品等等机会，届时顺便把段高飞的材料一并递送，希望得到首长关心，不就行了！
当然，瓦洛嘉并不敢大包大揽，他说:
我是搞科学的专家，跟中国首长并无私人交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替你做到这里，究竟是否能如你心愿，不敢保证。
段高飞要的就是到这一步，他坚信，只要到了这一步，事情就能办成。
像段高飞这样的纯粹生意人，功利意识深入到骨子里，深谙“无利不起早”之道，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哲学。
他认为:
瓦洛嘉如果不得到好处，就没有必要替他这个没有交情的中国人效力。
于是，在之后的接触中，段高飞就不时请对方吃饭，赠送茅台酒、珍珠粉、人参，还把静安寺那边的洋房（后院）钥匙交给瓦洛嘉，让他需要时居住。
弟妇搬到前院后，后院还没处置即被段高飞发现，当下就派人去把后院的门锁调换。弟妇毕竟心虚，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
两个星期前，段高飞请瓦洛嘉来家里做客，见瓦洛嘉对家里收藏的一个玉盘爱不释手，把玩多时后提出想借去欣赏，他便慷慨赠送给对方。
侦查员寻思兴许是文物，便问：
“那玉盘有多大？”
段高飞用手比画着说：
“这么大，直径大概有半尺多吧。是抗战胜利时一个汉奸太太转让给我的，说是战国时期的，我花了一百大洋买了下来。
后来请人鉴定，说是清朝仿制的，值不了多少钱，我上当了！既然瓦洛嘉喜爱，送给他算了。”
段高飞说得轻巧，侦查员当时也没特别当回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清代的东西还不算如何珍贵，除非是从大内流出来的御用品。
后来破案后，专案组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请专家对那个从瓦洛嘉那里收缴的玉盘作了鉴定，认定是真品，确实是战国时期的贵族用具，价值超过一万元人民币。
当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市区可以买下一套小四合院，这个玉盘的价值可想而知。
案子侦查到这里，应该说很有希望，线索没断。但是，专案组长谷鑫基却乐不起来：
公安局长黄赤波直接过问该案，规定组长每天要向他本人报告一次。
黄赤波非常认真，他在任上有一个规定：
每天下午四点钟，全市（市区）各公安分局的局长本人必须到市局参加由他主持的碰头会。
这个规定后面还有一个附加规定：
为了节省办公经费，来时不准动用小车、吉普、摩托车，顺路搭车也不行。
估计是生怕故意制造这种“顺路”，至于你是骑自行车还是搭乘公交车，自己决定。
谷鑫基当时不过是一个副科级干部，摊上这么一位高干领导，汇报工作时不战战兢兢已经算是胆大。
这一次，他向黄局长汇报了静安寺缉拿瓦洛嘉失利的情况后，立刻挨了一顿批评：
事先考虑得充分一些，在前院安排上人，哪怕就安排一个侦查员，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应该说，这个批评合情合理，尽管黄赤波的态度可能不那么和风细雨，但谷鑫基口服心服，只怪自己考虑得不周密。
黄赤波又说:
人已经逃了，那只有花力量去侦缉了，尽快将其缉拿归案，将功补过！
稍一停顿，他说出了使谷鑫基最为担心的一句话：
“给你们一周时间——查清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结案！”
在局长黄赤波面前，没有讨价还价之说，谷鑫基于是立刻召集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研究怎样抓获瓦洛嘉。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半个小时左右结束，众人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
瓦洛嘉当时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从前院逃走，像他这样一个洋人模样的家伙，不管跑到哪里，都会特别引人注目，循着他的逃跑路线，顺藤摸瓜中山股票配资，追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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